黄治峰，1891年8月出生于奉议县甫圩乡篆虞村（今百色市田阳区百育镇新民村篆虞屯）。1928年10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9年10月，邓小平、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从南宁挺进右江，准备举行百色起义。军械船到达平马镇时，黄治峰奉命率领马驮队去搬运枪支弹药。10月28日，黄治峰率领恩奉农军300多人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在恩隆、奉议等地消灭反动敌军，为百色起义准备工作作出贡献，得到邓小平、张云逸的赞扬。

12月11日，黄治峰率领奉议县农民自卫军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，编入红军第二纵队第三营，任营长、中共右江特委委员。1930年3月，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决定，抽调各县赤卫军组成4个警卫营，并成立右江赤卫军指挥部，由黄治峰担任总指挥兼奉议县苏维埃政府主席。

右江赤卫军有四个直属常备营，一个警卫连。黄治峰不辞辛苦，夜以继日深入指导军事训练，做思想政治工作。他常头戴竹叶帽，脚穿旧草鞋，生活十分简朴，在赤卫军里被传为佳话。

1930年7月25日，黄治峰颁发《目前工作任务》的通令和关于捍卫红色政权的通告。并组织运输队、交通队、侦察队、宣传队和慰劳队，还组织力量到篆虞村搞土地革命试点。他家只要了每份600斤的田产，其他农户每份分到800斤。

1930年8月，右江赤卫军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，黄治峰任第四纵队司令员。在敌人大举进攻右江根据地时，黄治峰根据上级指示，把黄金3斤12两、光洋17箱等财物交给他的堂兄，赤卫队员黄经正保管。1930年10月6日，红七军奉命北上前，他回到篆虞村，提取放在老家的红七军财物。他的堂兄黄经正考虑到他这次远离故乡，他的父母已是风烛残年，5个孩子年纪尚小，以后家庭生活将会十分困难，劝他留下一些钱物，赡养家庭。

他婉言向家人解释:“这是红七军的军饷，一个铜板也不能动。部队北上远征，军费开支很大，家里再困难，也不能增加部队的负担。如果我们家里有金银，就算埋在地下10丈深，也要挖出来支援革命。”他想了想接着说:“钱物不能留了，给你们留下1支枪吧，你们拿着它，和地主豪绅、白军民团作斗争，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。”于是，他把1支江南造单简步枪和15发子弹交给他的侄儿、赤卫队员黄耀祖。黄耀祖用这支和敌人作斗争，直到解放后，才把它交给甫圩乡人民政府。

黄治峰还对他的爱人罗媒姣说：“不是我狠心，丢下你们不管。我出去干革命，正是为了搭救千千万万的穷苦人，为了子孙万代都能过上好日子。替我好好服侍老人，教育好孩子，让他们都成为革命的好后代。”听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，罗媒姣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11月8日，红七军在河池整编后，第四纵队编入第二十师，黄治峰先后担任二十师副师长、红七军副官处处长，率部随军出征北上江西。在转战途中，每次战斗，他总是亲临前线，了解敌情，协助李谦师长实行正确的指挥，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。同时，经常深入连队，做战士的思想工作，关心战士的生活，维护部队的纪律，以巩固部队。1931年1月，部队在贺县桂岭整编后，黄治峰改任军部参谋处长。

1931年2月，红七军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被敌包围，一夜恶战得以突出重围，连夜行军，宣传员谢扶民生病昏倒在地。黄治峰把自己的马拉到他跟前，连声催促:“快上马，都是阶级兄弟，用不着客气。”梅花战役后，邓小平、李明瑞指挥的五十五团渡过了乐昌河，张云逸、龚鹤村率领的五十八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因敌封锁，被迫撤退。经过曲折辗转，到达上游渡口，河面无船，部队无法通过，黄治峰寻来一只木船，亲自摇摆渡，摆脱敌人的追击。

1932年秋，新桂系军阀大举“围剿”右江苏区，韦拔群遇害后，党中央为加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，决定派黄治峰重返回右江地区领导革命工作，他肩负党中央的重托，告别战友，告别中央苏区，踏上归途。临行前，部队为他开欢送会，张云逸为他饯行。黄治峰领了120元光洋和3个金戒指，化装为阔绰客商，由东兰籍党员战士韦伍和一名瑶族战士陪伴，离开中央苏区，在兴安途中，黄治峰不幸被韦伍谋财害命，牺牲时年仅41岁。

“埋骨岂须桑梓地，人生到处有青山。”黄治峰的忠骨没有葬在故乡，他的英名却永远镌刻在广西人民心里，犹如巍巍青山，永垂千古。（百色市纪委监委 蒋立文）